其實「北漂族」這個名詞源自中國，指的是從中國其他地方到北京(或一線城市)工作謀生，卻因為沒有戶籍，而過著如同次等公民般的人群。中國的戶籍制度要追溯到毛澤東時期，當時因為採行計畫經濟，因此對於人口流動有相當嚴格的控管，後來隨著經濟發展，雖然有放寬人口移動的限制，但從鄉下或貧窮省份到都市工作的移工，要取得當地的戶籍卻仍然難如登天。有沒有取得戶籍的差別在於，沒有戶口，你無法在城市中享有勞健保等社會福利，也很難將自己的孩子帶在身邊，因為他們很難在城市中就學，於是，大量的孩童被留在鄉村交由祖父母照顧，由於與父母相隔兩地，一年可能見不到幾次面，加上鄉村的教育資源不足，及祖父母年邁無力管教等因素，因此形成了十分嚴重的「看守兒童」問題。
來自鄉下的移工，他們在城市裡的日子也不好過，中國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的房價，比起台北不遑多讓，甚至尤有過之。以中國目前約8,000多美元的人均GDP來看(大概只有台灣的1/3)，很難想像這些貧窮的移工要如何以微薄的薪資，在房價比台北還高的城市裡生活。關於這個問題，一個來自法國的記者，派屈克‧聖保羅，在他的著作「低端人口」中，描述出了一幕幕相當寫實的答案。
1969年，中蘇因為領土問題交惡後，毛澤東害怕蘇聯報復轟炸，因此不惜勞民傷財，在北京地下挖掘出一個龐大的地下防空體系，被稱之「北京地下城」。這個地下城現在有一部分被開發，成了觀光景點；但也有許多的地下防空洞，變成了移工住不起房子下的棲身之所。這些地下空間環境惡劣，潮濕、擁擠且充滿霉味，住在這裡的人被戲稱為「鼠族」，因為他們就如同老鼠般，住在陰暗的地下空間裡。然而，一個城市要能夠順利運行，有很多工作也必需有人做，水溝塞了、路樹倒了要有人處理，餐廳碗盤也要有人清洗，鼠族們承擔著這樣的工作，沒有他們，整個城市的運行就可能會陷入停擺。但不幸的是，他們在城市裡卻是備受歧視的一群，除了國家戶籍制度對其不公外，還被貼上貧窮、骯髒、讓城市蒙羞等標籤，甚至在北京舉辦奧運時，官方還以「有礙觀瞻」為由，將其無情驅趕。
「低端人口」這本書裡面沒有什麼艱澀的都市變遷理論，也沒有複雜的統計數據，其所描寫的，是作者親自身歷其境，到這些防空洞中所採訪的心路歷程。而我寫這些，其實想說的是，「北漂」這個詞，在中國代表的不單是農村人口移動到都市就業的現象，背後還有移工遭受國家制度霸凌、生活困頓，以及自尊遭受踐踏的無奈。雖然台灣許多媒體與政治人物借用了「北漂」這兩個字，用來形容台灣南部人到台北工作的現象，但兩者之間其實有著相當大的差異，在台灣，北上工作並不會有前面所說的勞健保、看守兒童等問題，而社會歧視問題即便存在，卻也相當輕微。
當然，台灣確實存在年輕人口北移的現象，這個話題之所以被炒熱，也與高雄的人口數被台中超越，而失去第二大城的地位有關，然而，如果你把歷年台中與高雄的人口走勢圖攤開來看(數據皆為原縣市地區合計)，就會發現，其實台中從民國70年或更早之前開始，人口的成長速度就比高雄快，90年以後雖然成長速度放緩，但高雄則幾乎已經陷於停滯。由於人口趨勢在40年前就已經呈現這樣的走向，因此，台中人口在現在這個時間點超過高雄，說實在，也並不是什麼太過讓人訝異的事。
那麼，高雄的人口成長為什麼會比較緩慢，並且比台中早一步走向停滯及衰退呢？重工業城市尋求轉型，在排斥高汙染產業與找尋新產業替代時，會出現青黃不接的困境，這是我們最常聽到的答案。這個說法固然沒錯，但比較適合用來解釋民國90年後至今的情形，比較無法說明90年之前高雄人口成長較為緩慢的現象。我認為，這個問題還有另外一個較少人注意到的答案，那就是長年以來，大學教育資源的分布不均。下面這張表是台灣主要國立大學設立的時間與地點：
我本身也是從高雄到台北工作，但我離開的時間點並不是在出社會工作的時候，而是早在高中畢業後就已經北上，不只是我，我身邊的同學，乃至我父母那一代的人也是如此。如上表所示，高雄的國立中山大學是在1980年才在設立，因此對我父母那輩的人來說，如果不選擇技職或師範體系，而是想走大學這條路的話，那麼，北上當然是必然的結果；到了我們這一輩高中畢業的時候，專科改制成科技大學的浪潮還沒出現，因此，如果分數不夠，科系志向不合或是其他因素，而無法就讀中山大學或義守大學的話，那麼自然也只能向北漂移。
不是我們愛漂，而是選擇本就不多。
除了前身是日治時期學校改制的台大、成大和中興以外，可以看到，1950年代和1960年代，政府所設立的國立大學主要都集中在北部，對於台中和高雄這兩個人口超過百萬的大城，都吝於投入大學教育資源，但台中比高雄幸運的是，台中除了中興大學外，還有在1955年及1961年設立的老牌學校，私立東海大學和逢甲大學，以及早年由修女會創立，後來搬到沙鹿的靜宜大學。
我們都知道，人會跟著工作跑，而企業要選擇在什麼地方設廠，除了土地取得、稅賦與交通條件外，另一個重要的因素，就是當地容不容易招募到所需的人才，對高階產業來說更是如此，就像竹科之於清華與交大，矽谷之於史丹佛一樣，學區的存在，與公司進駐和產業聚落的形成息息相關；相對的，一個城市如果沒有大學院校，那麼離鄉在外求學的孩子，就可能因為種種因素畢業後在當地落地生根，在人口趨勢上自然不利。這是高雄現在陷入人口衰退及老化的遠因，即便後來出現陸續改制成立科技大學，讓高雄大專院校的數量後來居上，但時間點太晚，產業聚落已經形成，台灣也已經告別高速成長的時期，因此很難對人口趨勢產生改變。
很多時候，一個現象的形成，背後可能有長遠且複雜的因素。北上工作難免會有一段辛苦的時期，我自己也曾經歷過，而且隨著房價炒高，越晚上來的就越痛苦，對於被高昂居住成本壓到喘不過氣來的所謂北漂族來說，會抱怨為什麼家鄉沒有提供足夠的工作機會，並不是一件難以理解的事，而這種氛圍在8年級後的年輕世代族群裡可能更為明顯，因此，要將複雜的人口現象包裝成簡單的政治標語，撩撥起對於現狀的不滿，也並非是一件太過困難的事。
最後，多年來的選舉，無論是當年說的「又髒又臭」，或是現在講的「又老又窮」，我對這些標語其實頗為反感，你可以說這只是描述現象，可問題是，孰令致之？當然，我也明白，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必然要有地區承擔工業化汙染的負面影響，對於重工業城市的定位，高雄也不是沒有抗拒過，1987年就曾經因為五輕而爆發大規模抗議，但無論願意與否，結果已是如此。
政治資本總會有燃燒殆盡而消逝的一天，年輕的世代可能沒有經歷過高雄高度汙染的時期，又或者已經不復記憶，不過對我來說，當年水泥業的大肆開發，讓半屏山被剷成「半平山」，發臭的河流與飄著異味的空氣，以及在台北捷運通車時，等了一個小時卻還上不了車的機場幹線，更不用說公車上到處充滿被劃破的椅墊和立可白的塗鴉，這些場景雖然已經遙遠，但逐漸模糊的畫面卻也沒有那麼快從腦海中消失就是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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