雖然中國一直不斷強調「和平崛起」，不過從過去的歷史來看，中國式的和平往往是建立在「四夷來服」的前提之下，即使沒研究過中國歷史，但看到中國在南海所作的武力擴張，以及這幾年和周邊國家所發生的衝突，也很難讓人不相信中國不是說一套、做一套。新的強權崛起，會引發和舊強權之間的不安與衝突，最後激化，引發戰爭，西方學者把這個現象稱之為「修昔底德陷阱」，並以此來形容現在中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。
不過，個人認為「修昔底德陷阱」所說的戰爭結果並不必然會發生，這在很大的程度上仍要取決於情勢與兩邊領導者的判斷，雖然一戰時德、英最後兵戎相見，但二戰之後，也不是沒有國家挑戰過美國的霸主地位，蘇聯和日本都曾經是挑戰者，過去蘇聯曾經在武力上與美國不相伯仲，但最後被阿富汗戰爭拖垮國力(不是和美國開戰)，自我解體；日本曾經在經濟上與美國分庭抗禮，但1990年房市泡沫後，就走入了失落的年代(日本至今還是美國盟友)，而現在的挑戰者則是中國。個人認為，或許是受到了「厲害了，我的國」之類自我膨脹言論的影響，使得中國在不對的時機過早與美國攤牌了，現在的中國，論軍力與國際影響力比不上冷戰時的蘇聯，論富裕，也不及經濟泡沫前的日本，如果說2001年在美國幫助下加入WTO所帶來的貿易是其經濟成長的關鍵，那麼現在與美國之間陷入的貿易戰，也很有可能成為另一個轉捩點。
雖然，一直以來中國官方很喜歡形容自己的經濟發展是「摸著石頭過河」，但其實明眼人都知道，中國的經濟成長模式，很大程度是依循著台灣過去曾經走過的出口成長模式，這和過去台商到中國發展所帶給他們的經驗有很直接的關聯，只是中國早已經習慣性將幫助過自己的國家視為路邊的石頭(假疫苗事件之前，有多少人知道中國的疫苗在2008年之前是來自日本的協助呢)，而台灣的成長道路在某個程度上也是依循著日本過去的腳步，因為走在同一條道路上(或者說是相似的道路上)，所以，日本今天所面臨的困境，很有可能也會是台灣及中國在未來必需面對的難題(對台灣而言是現在進行式)。而這一點，中國也看到了。
高不可攀的房價、逐年降低的生育率與人口紅利的消逝，這是日本在泡沫經濟前所出現的現象，而相同的現象也出現今天的中國。中國可以從日本身上看到自己未來的身影，因此一直很想知道，為何當年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口中的「日本第一」會走向「失落的20年」？而這個問題，他們最終找出來的答案是：「廣場協議」。
廣場協議是1985年美國在紐約廣場飯店，邀集日本、英國、法國及德國會談後，所做成的一項協議，主要內容是要求上述國家的貨幣要對美元升值。當時的時空背景是，1970年代(1970~1980)因為兩次石油危機導至通貨膨漲上升，美國為了壓抑通膨大幅提高利率，而升息的結果卻導致美元大幅升值，使得美國的出口受到衝擊，產生大額的貿易赤字，因此美國希望主要往來的國家能夠調整匯率，以改善美國的貿易逆差。廣場協議前，如果說現在的世界是中國製造的年代，那麼在當年就是日製產品大行其道。那一年，無論是出於自願或迫於美國的壓力，日本最終答應了美國的要求，讓日圓升值。
廣場協議後，日圓升值使得國際資金轉而流向日本，日本的房地產也在熱錢簇擁下被炒上天價，當時一個東京的房價可以買下整個美國，相信這個故事大家都有聽過。房價高漲帶動投機，也造成民間企業與個人紛紛向金融機構借款，並將大筆資金投入在房市之中。從表像上來看，當時的日本經濟一片繁榮，經濟成長數據也表現亮眼，然而和現在的台灣一樣，房貸負擔與居住成本的問題，造成了當時購屋者與租屋族極大的痛苦，於是，1989年，日本政府採取緊縮性貨幣政策壓抑過熱的房市，最後造成房市崩跌，隨後日本經濟也走入失落的年代。
由於當年的日本與現在的中國有許多雷同之處，加上中國現在同樣面臨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，因此很自然就會聯想到當年的廣場協議，並將其視為是美國打壓中國的舉動，如果你去蒐尋相關檢體字網頁，會發現中國對廣場協議的討論頗為熱絡，而且大多都秉持著類似的論點。
其實，日本之所以走向失落，過去已經有過許多研究。當年，日本的房市呈現過度槓桿的情形，房價崩跌讓企業與個人持有的房地產價值大幅縮水，而日本在房貸屋貸款上的遊戲規則與美國大不相同，在美國，房屋貸款的主體是「房子」，借款人有一種叫「forsake」的權利，就是只要借款人覺得房屋的價值已經低於他的負債金額時，他只要將房子交給銀行就可以免除責任，而銀行也只能向房屋這個「主體」追討債權(也就是拍賣房屋)，不能再向債務人索償(當然，債務人的信用還是會受影響)；但在日本，房屋貸款的主體則是人，如果房屋拍賣後所得的款項還不足以償付借款人的房屋貸款，銀行還是可以向借款人繼續追討，而當時日本的情況就是如此，房價崩跌，導致很多人在房子被拍賣之後，不但拿不到一毛錢，還被銀行追著跑。
房價崩的另一個影響則是金融業壞帳暴增。大家都知道，壞帳所造成的資產減損，會讓資產負債表左端的資產下降，但右端會隨之下降的只有淨值，負債並不會因此降低，而銀行業本身又是高槓桿經營的行業，淨值遭受減損會導致負債比過高，而讓銀行有破產或是擠兌的風險，因此金融機構只能緊縮放款以求自保。然而，這種對產業端雨天收傘的做法，又會導致下一輪的蕭條，形成惡性循環。上面的情節你有沒有覺得似曾相似，沒錯，你上一次見到就是10年前的金融海嘯。
原本，經濟體遭遇到這樣的衝擊，是有機會在崩盤之後重新重拾成長的動能，就像美國從2008年的谷底走回今天的復甦，但日本卻始終走不出泥沼，這主要有幾個原因，首先，前面提到美國房貸借款人擁有「forsake」的權利，雖然這種權利會讓房地產在熊市的時候承受更大的壓力，但好處是，借款人在拋棄房屋後，可以擺脫債務從零開始，經濟也比較容易復甦；而日本在房市崩盤前貸款買房的人，即便其房屋遭到拍賣，其債務負擔可能依然無法擺脫，無論最後債務人是選擇勒緊褲袋分期還錢，或是跑路走人一了百了，其結果都會是：內需市場會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持續收縮，得不到復甦的動能。
其次是人口老化與人口紅利消失。在前述的債務扼殺內需的情況下，如果經濟體的人口結構夠年輕，隨著時間能有大量的年輕人口進入就業市場，賺取所得，形成一股新的需求動能，那麼或許能夠抵消前面的不利影響，然而，如下圖所示，日本在房市泡沫後，勞動人口就陷入了負成長，這反而讓內需市場的情況更加雪上加霜。
最後，或許因為需求不振，或許是因為一招被蛇咬，當年從房市泡沫中存活下來的企業不願意再借錢了，不但不願意借錢，反而還大量還錢。這種無論日本央行再怎麼降息都無法刺激借貸的現象，日本野村研究所的經濟學家辜朝明在他的著作「衝擊波X2」中，將其稱為「收縮的資產負債表」，用更白話的方式講，也就是房產風暴後的日本，已經無法透過貨幣政策重回「增槓桿」，表現在經濟上，就是利率低到谷底，但經濟卻仍陷於暮氣不再有活力，這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日本失落的10年或20年。
講了這麼多，其實就是要告訴你，日本當年由盛轉衰，廣場協議後的日幣升值固然有其角色，但並非唯一因素，然而在某個程度上，中國卻擴大解讀了廣場協議的角色，導致甚囂塵上的陰謀論讓中國在匯率議題上與美國陷入矛盾。而在川普發動貿易戰後，中國除了「以豆擊石」的反擊策略外，還採取了讓人民幣大幅貶值的方式來因應美國提高關稅的衝擊。但這實在稱不上是什麼聰明的招式，因為匯率是一體兩面的，貶值固然有利出口，但必需以進口成本上升作為代價，而中國的進口主要是能源與糧食穀物等產品，這與民生必需具有高度相關。最後，當將美國難以容忍的匯率問題，拿來作為這場貿易戰的武器時，這代表這場貿易戰將很難在短時間內快速落幕。
待續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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